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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蒙古酎温台家族史事考 朱建路
发表时间:【2015/10/22 18:29:17】 浏览次数:1374次
    河北省曲周县近年新出土元代墓志一合,墓志长方形,长约86厘米,宽约44厘米,保存完整,志盖篆书“元太中大夫镇江万户府达鲁花赤诺怀公圹志”。墓志介绍了志主诺怀的姓氏、籍贯、职官、先世职官及生平事迹,为研究元代史提供了新的材料。诺怀属于元代蒙古酎温台氏,对我们了解元代蒙古酎温台氏家族情况及元代蒙古人接受汉文化有所帮助。今就墓志涉及问题及酎温台家族士人化情况作粗浅研究。为研究方便,兹将墓志录文如下。
1.先公讳诺怀,字德卿,蒙古酎温台氏。曾大父丑哥,以材武隶右手万户,驻营广平,因家焉。
2.大父讳忽珊,赠中顺大夫、同佥枢密院事、上骑都尉,追封范阳郡伯。父讳驀克笃,从阿术
3.都元帅平江南,以功补右卫亲军百户。扈
4.世祖皇帝亲征乃颜,进秩忠翊校尉、福州新军千户所达鲁花赤,赠亚中大夫、佥太常礼仪院
5.事、轻车都尉、追封范阳郡侯。公侯之次子,延祐初枢密知院野儿吉祢开府,引见
6.太皇太后,入备宿卫。父卒,时兄通议大夫江西茶运使讳万嘉闾已仕为山北辽东道肃政
7.廉访司照磨,因让门爵于公,公遂袭父职。六年迁武略将军,镇江万户府镇抚。天历元年以
8.覃恩进阶武德。宪府廉其能,举于
9. 朝,除江浙等处行中书省都镇抚。丞相答释铁穆尔开府,复荐之改朝列大夫、枢密院断事官,至元三年升太中大夫、镇江万户,佩三珠虎符。六年七月升本府达鲁花赤。至正四年
10.以疾致仕。五年春不肖孤永安获承世禄,夏六月廿九日公薨于京口私第,享年五十有
11.六.夫人察寒塔儿真讳忙哥伦,封范阳郡夫人,先公四年卒。子男四人,永安、定安、丑厮、临安。女
12.二人观音奴、徹徹伦。谨以九月四日奉柩归广平,十一月廿二日壬寅与夫人合葬曲周
13.县和仲乡第四畽祖茔之侧,从治命也。公在官纪律修明,将校畏服,虽韬略骑射智勇过
14.人而雅尚儒术,喜作大字,自号静学,惟永安釁锺祸积,使我先公弗克永嚮寿考,宏图未
15.竟而遽返冥漠,哀慕罔极。始述世系履历大概以纳诸幽,呜呼痛哉,呜呼痛哉,!孤哀子明
16.威将军、镇江万户府达鲁花赤永安泣血谨书,承事郎永康县尹俞希鲁填讳。

  • 关于墓志的考释
   墓志主人诺怀为元代书法家。《至顺镇江志》卷十七《将佐》记“诺怀,字德卿,蒙古术温台人,武德将军,至治元年三月二十日至,重建镇抚司,详见‘公廨’门。至顺三年五月升江浙等处行中书省都镇抚。”[1]诺怀任职镇江万户府镇抚后重建镇抚所,尧岳作文以记之,其中提到诺怀说“公蒙古术温台人,字德卿,天资明锐,强记博学,不以势位凌轹当世,人皆谓敦诗书,说礼乐,今之郤榖也。辟室为藏修之所,号静学斋。又工大字,名山胜地,题识标榜,競求其书。家庭兄弟雍睦友爱,偕仕天朝,咸著显绩。公居官十有二年,驭兵简严,不为民扰,台府交荐。今升江浙行省都镇抚去。”[2]墓志和《至顺镇江志》都提到诺怀善于写大字,在元末陶宗仪的书法史著作《书史会要》中记“诺怀”为那海,“那海,字德卿,蒙古人,官至镇江路镇守万户,善大字,郡之扁牓多其所书。”[3]诺怀与那海应为译音不同,实为同一人。过去在涉及元代书法家时往往提到那海,但材料限于《书史会要》、《广平府志》等的简略记载,对他了解较少。通过这块墓志使我们对诺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诺怀的父亲是福州新军千户所达鲁花赤驀克笃,哥哥是江西茶运使万嘉闾,在元代许有壬《至正集》中分别有他们的神道碑。墓志和两块神道碑都提到此家族属于蒙古酎温台氏。江苏文献丛书本《至顺镇江志》作“术温台”,显然是传抄中的错误。周良霄先生作《元史北方部族表》根据《至正集》中《赠佥太常礼仪院事驀克笃公神道碑》、《故通议大夫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万公神道碑铭并序》,列出“酎温台氏”部族[4]。但也仅限于此,没有关于这个氏族的更多史料。我们对酎温台氏族的来源还有待考证。
    墓志对我们校勘文献有一定帮助。诺怀墓志中记其父在从世祖皇帝征乃颜后受封“福州新军千户所达鲁花赤”。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七《故通议大夫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万公神道碑铭并序》也记载为“福州新军千户达鲁花赤”[5]。但卷五十六《赠签太常礼仪院事驀克笃公神道碑》记载驀克笃在乃颜之乱后因功封“福州亲军千户达鲁花赤”[6],《全元文》照收此文。记载差异,必有一错。元朝没有“福州亲军”,据《诺怀墓志》记载为“福州新军千户达鲁花赤”,古籍传抄中难免产生鲁鱼豕亥的错误,驀克笃所任官职应为“福州新军千户达鲁花赤”。
   墓志第9行记诺怀在江浙等处行中书省都镇抚任内,受到丞相答释铁穆尔的引荐,任枢密院断事官。这个答释铁穆尔天历元年任知枢密院,出为江浙行中书省丞相,元统二年移江西,又回任浙江,后至元元年除南台大夫,转辽阳行中书省丞相,至正元年被乌古孙良祯劾罢[7]。墓志第5、6行记诺怀在延祐初年因知枢密院事野儿吉祢的引见,进入太皇太后的宿卫,太皇太后即元武宗与元仁宗的母亲答己,在《元典章》中保存有延祐七年三月《上太皇太后尊号》诏[8],仁宗为答己之子,按汉制不应尊为太皇太后。但蒙古人对汉制不甚了解,赵翼《廿二史劄记》专列“帝为皇太子叔母为太皇太后”条,指出武宗立弟仁宗为皇太子,明宗立弟文宗为皇太子,顺帝立叔母为太皇太后都属名不正之举[9]
   墓志遇到先人名讳自己不敢亲书,要由别人替写。墓志第16行“承事郎永康县尹俞希鲁填讳”。俞希鲁,字德邻,永嘉人,编著《至顺镇江志》存世,是至今仅存几部元代方志之一。俞希鲁晚年任永康令,后迁儒林郎、松江府路同知。学者推定他“迁松江同知,纵早亦在至元末年。”[10]诺怀墓志刻写的至正五年,俞希鲁仍署永康县尹,可知他改迁松江府路同知的时间更要在至正五年之后了。
   据《重修广平府志·金石略》:“达鲁花赤诺怀墓碣,在曲周县东北二十里胡家庄,旧有碣在路侧,岁久湮没,今墓旁翁仲颓然犹存。”[11]则诺怀墓在曲周县东北二十里胡家庄,墓前原有神道碑。据圹志介绍,诺怀祖茔在“曲周县和仲乡第四畽”。而今在河北省曲周县东北虽没有“胡家庄”的村庄,但仍有第四畽乡第四畽村。自汉末至明的一千多年间,由于经常的大规模战乱,华北社会经济衰退,人口减少。明代以降,河北、山东各地多有外来移民组成村屯。至今在河北的一些传说及志书都有着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河北的流传和记载。有学者指出:“明初移民是历史的一部分,需要重视和研究;明初移民以前就已存在的村庄,更是先人创造历史的遗产,尤值得发掘[12]。”不知墓志所提到的“第四畽”是否现在的第四畽,如果是现在的第四畽,我们可以推测,今曲周县第四畽村不是明清移民形成的村落,最晚在元代以前已经建村,是金元时期的古村落,有着深入发掘的价值。
二、酎温台家族史事考
   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在分封千户后,把大部分千户分编成左右两翼军,即左右万户。“国初官制简古,置左右万夫长,位诸将之上。首以武忠(博尔术)居右,东平忠武王(木华黎)居左”[13]。胡祇遹在《曲周县令杜公神道碑铭》中记载:“岁乙未,武成大定,皇帝受群臣朝,割茅土以赐勋亲,邢、洺等四州隶右壁万户”[14],曲周县属于右手万户辖地。酎温台家族驻营广平,隶属于右手万户。《元史》记载右手万户之下的千户绍古儿“事太祖,命同饮班朱尼河之水,扈从亲征。已而从破信安,略地河西,赐金虎符,授洺磁等路都达鲁花赤。”[15]绍古儿千户中原封地在洺磁路,即后来的广平路。则隶属于右手万户的酎温台家族最初可能即是绍古儿千户下属蒙古士兵。因为纳古儿千户食邑封在广平路,所以酎温台家族就将家安在了广平路的曲周县。
   万嘉闾《新元史》有传,作“万家驴,准台氏,父为撒喀都”,记诺怀为“纳罕”[16],但同书《氏族表》记“万家驴,竹温台氏”,其父为驀克笃,并不列诺怀[17]。同书同一氏族名和人名字采用不用音写,这应该是柯劭忞疏忽之处。《万嘉闾神道碑》记载:“服除,调山东道,赈饥有功,南台辟为行人。俄除利用监知事,又改南台管勾承发照磨兼狱丞。”万嘉闾曾任台管勾承发照磨兼狱丞,这一点可以和《至正金陵新志》记载相印证。《至正金陵新志》卷六记载江南行御史台照磨承发司管勾兼狱丞有“万嘉闾,将仕佐,延祐六年上”[18]。万嘉闾在天历之变中有不错的表现。在天历两都之战时,万嘉闾为河南行省郎中,出守潼关。文宗皇帝自江陵至大都经过河南,授他为河南道廉访司副使。关于守御潼关一事,《元史》记载:“先是,文宗即位之诏已播告天下,而陕西官府结连靖安王等起兵,东击潼关。阿礼海牙开府库,量出钞二十五万缗,属诸行省参政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朵列图、廉访副使万家闾犒军河南以御之。”由河南淮北蒙古军都万户朵列图、廉访副使万家闾一起守潼关。“是月二十五日,只儿哈率小汪总帅、脱帖木儿万户等之兵,突出潼关,东掠阌乡,披灵宝,荡陕州、新安诸郡邑,放兵四劫,迤逦前进。河南告急之使狎至,而朵列图亦以兵寡为言。”[19]潼关失守,陕西行省的军队自潼关进入河南,后来因为大都军攻克上都,陕西军队瓦解,才缓解了这种紧张的军事形势。《万嘉闾神道碑》说他他纠合军事力量“遂复夺之”,使潼关这一门户失而复得,恐怕是谀墓之词了。
   两都之战期间,任职河南的万嘉闾曾开谕大将也先尼,使其移军卫辉。也先尼即是《元史》中记载的也先捏,他明则抵御陕西叛军,实则对双方战事持观望态度,且军纪败坏。他纵军抢掠,在保定遭到张柔后人抵抗后杀掉张景武等兄弟五人,后来他又驻营彰德,但军纪较差,《万嘉闾神道碑》说其“士卒将大肆掠”,受到监察御史赵晟弹劾:“知枢密院事也先捏将兵出御西军,闻河南告急,逗挠不行,方杀戮无辜,私人妇女。西军既退,有敕入朝,又不奉命。”[20]万嘉闾能够对也先捏“开谕以理”,使他“移卫辉境”,保住了一郡平安。对败退的军将,万嘉闾作为廉访副使也认真弹劾。“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引兵从大庆关渡河,擒河中府官,杀之。万户彻里帖木儿军溃而遁。河南廉访副使万家闾言:‘彻里帖木儿身为大将,纪律不严,望风奔溃,宜加重罚以示劝惩。’”[21]
   万嘉闾任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司事同知时,分治湖广、江西、江浙,也有能声。神道碑说“课以登,商旅以通,官庶以不扰”,这里的商旅以通,官庶以不扰所指恐怕是至元二年万嘉闾提议添印茶由事。《元史》记载:至元二年,江西、湖广两行省具以茶运司同知万家闾所言添印茶由事,咨呈中书省云:‘本司岁办额课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数内茶引一百万张,每引十二两五钱,共为钞二十五万锭。末茶自有官印筒袋关防,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该钞二万九千八十余锭。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客商兴贩。其小民买食及江南产茶去处零斤采卖,皆须由帖为照。春首发卖茶由,至于夏秋,茶由尽绝,民间阙用。以此考之,茶由数少课轻,便于民用而不敷,茶引课重数多,止于商旅兴贩,年终尚有停闲未卖者。每岁合印茶由,以十分为率,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算依引目内官茶,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增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比验减去引且二万九千七十六张,庶几引不停闲,茶无私积。中书户部定拟,江西茶运司岁办公据十万道,引一百万,计钞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余锭。茶引便于商贩,而山场小民全凭茶由为照,岁办茶由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每斤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计钞五千八百一十六锭七两四钱一分,减引二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张。茶引一张,造茶九十斤,纳官课十二两五钱。如于茶由量添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每斤添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钞七千二百六十九锭七两,积出余零钞数,官课无亏,而便于民用。’合准本省所拟,具呈中书省,移咨行省,如所拟行之。[22]
   万嘉闾建议减少茶引数目,增加茶由数目,这样使茶由敷用,茶引不余,官民两便。
   至元六年,万嘉闾任河间路总管,“丁文风中微之会,士气萎薾,弦诵绝响,慨然欲振起之。”[23]此时河间路文庙配位无设,殿宇卑漏且将近坍塌,到第二年即至正元年,他与达鲁花赤塔卜一起上凑朝廷,得到许可兴修文庙。他首倡捐俸助役。有人认为岁饥不宜兴工,万嘉闾任为“食可去,圣教不可一日或废”。修成后的文庙面积比原来增广了三分之二,还增设了庙学。
   万嘉闾有子寿安,至正年间曾任玉山县达鲁花赤,“至正乙丑,酎温台氏仁辅寿安公以世家遗泽、胄监英材来监兹邑,治政一以爱民为心。暇日访黄公亭故地,摩挲石刻,油然有感于心,乃捐己俸,倡邑民构亭以奉祀事……吾观安公之治邑,廉以律己,勤以奉公,甫越期年,兼全其事。懼赋役之不均也,则稽载籍,俾民验田亩以自实,民乐从之,事不劳而集。奉省檄出督文闱,民咸不忍其去,牒诉必留以质成于公,闻公之还,老稚欢呼累日,出境以迎之。与黄公之得民心盖异世而同符者也。然公之有德于民,则非特斯二者而已。如创端明书院,复刘氏义学以崇教化,新郑张双庙以旌忠节,辟松田旷土以劝农桑,兴芹泮文会以劝士习,铸法性院钟以明更点,建武安塔以表封疆,视黄公政绩在当时必有过之者焉。”[24]寿安在玉山任内,勤于政事,修黄公亭、均赋役,办书院,兴学校、旌忠节、劝农桑等,深得民心,得到民众爱戴。
三、酎温台家族的士人化
   酎温台家族从丑哥定居广平,实际上没有停止征战的步伐,他们随战势发展一路南征。到忽珊一代,他参加讨李璮、平南宋,两子战殁,我们看到的仍是沙场上骁勇的战将。待至驀克笃一代,因为在中原时间久了,我们看到酎温台家族有了明显的变化。虽然驀克笃仍然效身军营,但他已经倾向于儒术,很注意下一辈的教育,《神道碑》说其“室家之雅尚儒术,延名士以教其子”。这种汉文化教育起到了良好效果,到万嘉闾、诺怀一代,情况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万嘉闾“小字万嘉闾,长因为名,国俗也,即华学友字以国卿”,字号乃是汉俗,万嘉闾的字“国卿”是友人所起,那么诺怀的字“德卿”应也为后来所起。万嘉闾的儿子寿安字“仁辅”,可能就不再是友人所起了。酎温台家族从无字,到友人帮助起字,再到自觉起字,可见他们受汉文化影响越来越深。
   酎温台家族与汉族士人结交,在礼仪方面遵从汉制,文化上与汉族士人已无别。许有壬字可用,彰德路汤阴人,元代著名文士,延祐二年进士,授辽州同知,延祐六年除山北辽东道经历。据许有壬《赠万国卿郎中并序》,万嘉闾皇庆壬子为山北宪照磨,许有壬延祐六年除山北廉访司经历,两人曾在一起共事,并受到刘公庸斋的举荐[25],所以万嘉闾与许有壬定交应也在此时。二人相交甚深,万嘉闾在请许有壬为其父驀克笃作神道碑时说“辱知我深且乐铭人善者,独子尔”;许有壬在追忆两人在山北宪司的生活时说:“笑歌无芥蒂,出入每蝉联。”在其神道碑中,许有壬说他“喜交儒士,灼然有见于通议,故确然无间于吾徒也。”许有壬记述寿安在请为其父万嘉闾写神道碑时说“有壬交公厚,望其孤已泣,又洞其愨誠,盖为之动,遂相与大哭,久乃始克读其狀。其善,狀不能悉也。”见已亡故旧之子,悲从中来,遂涕泪横流。读了所写行状,感觉到不能尽述友人之善。不是相交至深,不会如此。万嘉闾结交的汉族士大夫还有刘端夫和著名理学家吴澄。刘端夫在《送万国卿序》中称赞他为“正人”,吴澄称赞他“谦厚和易,达练于事,坦坦然有乐为善之心”,并专门写了一篇《题刘端夫送万国卿序后》来褒扬他[26]。万嘉闾的儿子寿安在玉山任内“创端明书院,复刘氏义学以崇教化,新郑张双庙以旌忠节”,“兴芹泮文会以劝士习”,想必也与境内汉族文人有着广泛的接触。徐观,字国宝,玉山(今属江西)人,至正五年任铜陵县学教谕,迁绍兴路学录,累官漳州路知事。徐观在《复修黄公亭记》中对寿安的政绩给予极高评价,他与寿安之间的交谊应也匪浅。
   《万嘉闾神道碑》记其父驀克笃于延祐年间去世,他“以太常忧归,服除,调山东道……”,后“改迁江西道,又改燕南,皆以忧不起”,此处为丁母忧。元代汉人有丁忧之制,蒙古人本不拘于此,万嘉闾丁忧实际是受汉人影响的原因。酎温台家族在做官过程中重视教育、积极兴办学校,用兴学来变革民俗,是他们崇尚儒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重要表现。万嘉闾在佥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事、丽江宣抚达鲁花赤时,“建庙学凡八十二所”;在任河间路总管时,首倡捐俸以兴庙学。广东省徐闻县有明洪武三十一年《司寇真像碑》,记载“泰定改元,河南佥宪万嘉闾得真像,自五十代孙光山尹思迪传郑州牧刘奉议,乃刻石传不朽,以广其传于无穷。”[27]寿安在玉山“创端明书院,复刘氏义学以崇教化,新郑张双庙以旌忠节”,“兴芹泮文会以劝士习”,从中可见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推崇。
   诺怀“人皆谓敦诗书,说礼乐,今之郤榖也。辟室为藏修之所,号静学斋。”可见其汉学修养之高。他“善大字,郡之扁榜多其所书”,是有一定成就的书法家。陈垣先生在论述色目人书法家时评价说:“书法在中国为艺术之一,以其象形文字,而又有篆、隶、楷、草各体之不同,数千年来,遂蔚为艺术史上一大观。然在拼音文字种族中,求能执笔为中国书,已极为不易得,况云工乎!故非浸润于中国文字经若干时,实无由言中国书法也。”[28]诺怀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同样也是长时间浸润于中国文字的结果。“人皆谓敦诗书,说礼乐,今之郤榖也。辟室为藏修之所,号静学斋”,完全一副汉族士人的样子。诺怀墓志为其子“明威将军、镇江万户府达鲁花赤永安泣血谨书”,现在看墓志以小楷书写,字体清秀,兼有颜体和柳体的风格,可见永安亦识汉字,在书法上亦有一定的造诣,可能是受过其父熏陶的结果。
   酎温台家族的士人化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进士。《驀克笃神道碑》提到驀克笃的女弟佛奴生子海直,登延祐辛酉进士第。元朝共开科16次,历次进士都有人研究过。延祐辛酉实为至治辛酉,惟此次科考未见有学者研究。至治元年三月庚辰“廷试进士泰普化、宋本等六十四人,赐进士第、出身有差。”[29]海直应与泰普化、宋本等为同年。
萧启庆先生指出,元代中期之后,一些蒙古色目人与汉族士大夫声气相通,紧密接纳,相互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多族士人圈。这些蒙古色目人可以说已经士人化,但由于在元朝政权之下蒙古色目人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不愿意舍弃特权而与汉族真正融合。只有在元朝灭亡之后,因环境的变化或政治迫使,他们才放弃原来的族群认同,真正融入到汉族中来。[30]在酎温台家族中,我们也发现类似的情况。虽然有上述汉化或说士人化的表现,但酎温台家族仍表现出明显的族群意识。
   万嘉闾与诺怀兄弟二人都是怯薛出身,哥哥万嘉闾曾入元成宗怯薛。“万嘉闾,字国卿……果以才受知秃赤大夫。大德癸卯,引见成宗皇帝,入备宿卫。”[31]弟弟诺怀曾入成宗母亲答己怯薛,墓志记载“延祐初枢密知院野儿吉祢开府,引见太皇太后,入备宿卫。”元代的怯薛出身被称为“大根脚”,是进入仕途的捷径。二人因为蒙古氏族的原因,进入怯薛而后出仕,这是他们既得政治利益的表现。因为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所以在汉化的同时也刻意保留有他们的族群意识。忽珊配钦察氏与叶氏;驀克笃娶钦察氏;万嘉闾先娶珊竹氏,而后才娶赵氏,诺怀娶察寒塔儿真;驀克笃三个出家的女儿中,两个嫁给蒙古人:“脱脱泥、也速,适国子生完者溥化,延福提举迈兀答儿”。可以看出,酎温台家族在婚姻方面仍以蒙古、色目人为主,族群意识还比较明显。
   综上,以新发现的诺怀墓志为切入,我们看到一个蒙古军旅世家随军南迁并融入汉族文化圈的过程,他们在与汉族士大夫接触的过程中受其影响,逐渐接受汉文化,只在婚姻等方面仍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习俗。酎温台家族在汉地的发展,是元代多民族共生与融合一个缩影,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

                                        原载《殷都学刊》2012年2期


[1]
(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七《司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81页。
[2](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三《公廨》,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31页。
[3](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大元》,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340页。
[4]周良霄:《元史北方部族表》,《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89页。
[5](元)许有壬:《至正集》卷五十七《故通议大夫江西等处榷茶都转运使万公神道碑铭并序》(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七),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68页。
[6](元)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七)卷五十六《赠签太常礼仪院事驀克笃公神道碑》,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62页。
[7]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三《刚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64页。
[8](元)佚名:《元典章》卷一《诏令一》,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9](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劄记校正》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08页。
[10](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前《校勘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页。
[11](清)胡景桂:《广平金石略》(《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25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139页。
[12]王庆成:《晚清华北乡村:历史与规模》,《历史研究》,2007年2期,第80页。
[13](元)阎复:《静轩集》卷三《太师广平贞宪王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46页。
[14](元)胡祇遹:《胡祇遹集》卷十六《大元故元帅左都监曲周县令杜公神道碑铭》,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361页。
[15](明)宋濂等:《元史》卷一百二十三《绍古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25页。
[16]柯劭忞:《新元史》卷二百零五《万家驴传》,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403页。
[17]柯劭忞:《新元史》卷二八《氏族表》,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第55页。
[18](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卷六下.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599页上。
[19](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三七《阿礼海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315页。
[20](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一《皇元赠集贤直学士赵惠肃侯神道碑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9页。
[21](明)宋濂等:《元史》卷三十二《文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713页。
[22](明)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03—2504页。
[23](元)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七)卷五十《河间路重修孔子庙碑》,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39页。
[24]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1698《复修黄公亭记》(第56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67—68页。《全元文》自清康熙二十年刻本《玉山县志》中收录此文,记寿安任玉山县达鲁花赤的时间为“至正乙丑”,查《中国历史纪年表》至正年间只有至正九年干支纪年为“己丑”而无“乙丑”,显然“乙丑”为“己丑”之误。因未能见到康熙二十年刻本《玉山县志》,不知错误是出自县志还是《全元文》。
[25](元)许有壬:《至正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七)卷十四《赠万国卿郎中并序》,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89页。
[26](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三)卷三十《题刘端夫送万国卿序后》,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11页。
[27]谭棣华、曹腾騑、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86页。
[28]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五《美术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29](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七《英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11页。
[30]萧启庆:《论元代蒙古色目人的汉化与士人化》,载《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8年,第55—84页。
[31](元)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十九《人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第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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